王瑶(1914.5.7—1989.12.13)，字昭琛，山西平遥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我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的奠基者、学科的“第一代学人”。
其《中国新文学史稿》是我国最早具有完备系统的现代文学史专著之一，其主持创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是学科重要的机构平台，其所指导的学生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陈平原等，均成为新时期学科重要的有生力量。
镜春园的笑声——怀念王瑶先生
陈平原
一
1989年岁末，也就是王瑶先生去世半个月后，我撰写了《为人但有真性情——怀念王瑶师》（《鲁迅研究月刊》1990年第1期，收入《王瑶先生纪念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8月），其中有这么一段：
当年在广州念书，曾听过先生一次演讲，内容并没听清（先生山西口音很重），只是为先生那口衔烟斗怡然自得的神态以及那“莫明其妙”但确是发自肺腑的朗朗笑声所征服，就此决心北上求学。那时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一个老学者，能于大厅广众中如此毫无顾忌地开怀大笑，足证其胸襟的坦荡以及充分的自信。
其实，受王先生“发自肺腑的朗朗笑声”所征服、震撼、感染的，远不止我一个；日后读师友们的回忆文章，发现此笑声常被人提及。比如，1990年3月6日乐黛云撰《一个冷隽的人 一个热忱的人》，其中有：“先生的音容笑貌，他那幽默的谈吐，富于穿透力的锋利的眼神，他那出自内心却总带几分反讽意味的笑声，他那冷隽的外表下深藏着的赤子的热忱……”（《王瑶先生纪念集》第146—147页）；1990年早春赵园写《王瑶先生杂忆》：“他无穷的机智，他惊人的敏锐，他的谐谑，他的似喘似咳的笑”（《王瑶先生纪念集》第255页）；1990年7月2日钱理群作《从麻木中挤出的回忆——王瑶师逝世一周年祭》，也有如此类似的说法：“凡有机会与先生接触过的人，大概都为他那机智的谈锋，诙谐的语言，豁达的气度，潇洒的风姿，以及极有特色的，可以称之为‘王瑶之笑’的笑声所吸引。这其实都是先生精神中‘通脱’面的外在表现。”（《王瑶和他的世界》第164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而最精细、最神奇的描述，还属王得后的《夕阳下的王瑶先生》，此文未署写作时间，初刊《收获》1994年第2期：
在王先生家和王先生聊天，是一种享受，是一大乐趣，和听王先生讲演不一样。王先生有山西口音，讲演是愈讲愈快，愈讲愈快，几分钟后就憋住了，讲不出来，于是喀喀喀几声，自顾自啊哈哈哈哈放声大笑，听讲的多半没听懂，也就不跟着发笑。这并不影响王先生的情绪。他照样再来一次，再来一次，直到讲完为止。可王先生聊天，从容不迫，话并不难懂，说到痛快处，他笑，我们也笑，完全是“同声相应”。（《王瑶和他的世界》第95页）
如此极具个性的笑声，不同人有不同的解读。有强调“充分自信”，有凸显“反讽意味”，也有称“通脱”、说“痛快”的，但有一点，很可能让后人迷惑不解——为何听不懂他的话，而又被他的笑声所感染？
我那篇匆促草就但传播甚广的《为人但有真性情——怀念王瑶师》，就面临这样的质疑。你不是说听不懂他的讲座嘛，为何又说“先生的闲谈远胜于文章，不只因其心态潇洒言语幽默，更因为配合着先生的音容笑貌，自有一种独特的魅力”？这就说到公众演说与私下聊天的差异。王先生确实山西方音很重，但私下聊天，因语境熟悉，话题集中，加上口型与动作，其实是能听个八九不离十的。更何况，接触多了，熟悉其思路与表达方式，日常交谈没有任何问题。只是在个别生疏的话题，或提及某人名、书名时，可能会卡壳。追问一句，确认无误，那就行了。当然，这说的是长期接触的亲友及学生，若第一次见面，交流确实有障碍。
二
也是在那篇《为人但有真性情——怀念王瑶师》中，我提及“八九年初，我和师兄钱理群商量好，拟了好些题目，想有意识地引先生长谈，录下先生的妙语和笑声，给自己也给后学留点记忆，我相信那绝不比先生传世的著作逊色。只可惜突然的变故，使得这一切都成了泡影。”
王先生去世后，才晓得这是多么大的损失。我们再也听不到那浓重的山西普通话了。于是，我到处打听，寻寻觅觅，希望哪一天能找到存留在天地间的王先生的声音。终于，老天不负有心人，记得是2004年初，原北大中文系副主任张剑福先生从香港友人那里得到一盘珍贵的录音带。
1986年3月1日，王瑶先生应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龚雪因基金会的邀请，赴港讲学一个月。期间王先生有几次演讲及专访，留下录音的是3月15日下午在中文大学会友楼接受老学生朱文扬及作家梅子专访。得到这盘弥足珍贵的90分钟磁带后，我请北大中文系研究生张毅听写，青年教师高远东校对，然后以《答客问——关于历史分期、“两个口号”等》为题，刊载在《现代中国》第六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10月）。在该辑《编后》中，我还专门推介此不太专业且略显芜杂的答问：“在正襟危坐的论文之外，建立‘对话’栏目，容纳若干很有见地、但未必符合学院派脾性的‘言谈’，也算是有张有弛，相得益彰。作为文体的答问、对话、座谈、演讲等，不可能像专业论文那样精雕细刻，但其‘逸笔草草’，也自有其特殊魅力。就像这一辑所收王瑶先生1986年在香港答问的录音整理稿，便值得郑重推荐。”
2014年5月，为纪念王瑶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我请人将录音带转为光盘，分赠王先生诸及门弟子。近期，我又将手头保存的光盘，捐赠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请他们将其数字化，以便于播放、保存与传播。
当初负责听写与校对的两位北大师生，张毅是榆次人，高远东是祁县人，这两个县与平遥临近，都属山西省晋中市。但据本地人说，三地口音其实相差还很大，只是语音词汇有不少相通处，还是能听懂的。
因是抱着崇敬的心情、研究的姿态，张、高二君反复听、认真写，落实在整理稿上，便是直录。整篇答问，思路随时漂移，句子半通不通，更接近于谈话的原始状态。比如谈论文艺政策那一段：“它有个一贯的东西，但是一贯的东西一个时候那个声音高了，一个时候那个声音微弱得听不见了……那别的声音刺耳，就这样一个调调，就是这么一些。你说他们没有一贯，它强调它的一贯性，也并不是，它也可以找到它的一贯性的理由，不过确实就像我们听短波无线电台一样，声音不像那个一个调调，一会这个声音高得不得了，一个呢。这都是我私人聊天，我在班上不这样讲的。”几乎每个句子都残缺，仔细抠，问题多多，但现场交流通畅，双方都能意会，不会发生误解。
这里还得补充一个细节，香港专访的主要提问人朱文扬是北大中文系1964级大学生，当初在校读书时听过王先生的课，多年以后，依稀有印象，故还能够顺利对话。王先生去世后，朱文扬应邀撰写了《高楼目尽已黄昏——悼念王瑶先生》（《王瑶先生纪念集》第218-223页），介绍王先生在港一月的行程及学术活动，尤其着墨此次专访。
三
为了今年五月的王瑶学术文献展，我告知第三届“名作欣赏杯”晋版图书书评大赛颁奖典礼暨“全民阅读大家谈”的组织者，请他们帮我协调探访王先生的故乡山西平遥县道备村。刚到太原，接车的山西出版传媒集团总编辑孟绍勇便告知：王先生1982年在平遥县城做讲座，虽无录音，但有记录本存世。看我面对那不太清晰的记录稿影印本那么激动，孟君当即表示，可以帮我联系当年的记录者、时任平遥县委办公室秘书郭保旺。
早年读师母杜琇的《王瑶年表》（收入《王瑶先生纪念集》以及北岳文艺版《王瑶文集》、河北教育版《王瑶全集》），其中“1982年，69岁”项下有载：“8月28日—9月1日，在山西太原参加中国作协山西分会主办的赵树理学术研讨会……9月4日，从太原到平遥，住县招待所，曾回道备村探望嫂子。由县人民政府同志陪同游双林寺……7日，在县招待所会议室为平遥县的文教工作者作了讲演。”此行有助教钱理群陪同，但他对于王先生有无讲稿印象模糊；估计是即兴演说，王先生本人也不在意，故没交代老钱代为整理。
1982年9月，王瑶回山西平遥道备村，于村东头出生地打枣
从太原到道备村，小车走了一个多小时，在村子里转悠了两个小时，中午返回平遥城里吃饭，一路陪同的郭保旺先生取出珍藏多年的笔记本，让我观察及拍照。这是一本64开日记本，塑料套封，记录稿共23页。回家后仔细对照，整理本不全然是实录，而是有所增删与调整。记录者听得懂王先生的平遥话，且对王先生的专业有所了解，所以听写记录不成问题。但因没学过速记法，不能保证绝对准确。我们只能参照王先生此前此后的文章，还有平时讲话风格，判断此记录稿大致可靠。
2024年1月，陈平原探访山西平遥道备村王瑶故居
三十多年后，平遥当地的文史爱好者许中将其发掘并协助整理成文，刊登在平遥县文学艺术联合会编印的《平遥文学》2017年第1期上，除了注明“郭保旺根据记录稿整理”的《王瑶先生回乡文教文学工作者座谈会讲演》，另有郭保旺《聆听教诲钦高洁》和许中《王瑶先生的回乡讲演》两则短文。
《平遥文学》属于内刊，流传不广，故王先生诸多弟子都不知道此演讲稿的存在。从最初获得复印的手抄本，到整理好的电子版，再到原始的笔记本、刊载讲稿的《平遥文学》等，我大致厘清了从声音到文字到刊本的全过程。加上1月5日探访道备村时，一路上与郭保旺聊天，以及午饭时与平遥文化人许中交谈，确认此记录稿的真实性，也了解了整理的全过程。
《现代中国》刊出的香港答问乃根据录音带整理，《平遥文学》上的平遥演讲则是根据现场记录整理，这是两种不同的声音转文字方式，宗旨有别，效果自然也迥异。前者字字落实，力求保真，但句子不完整；后者双重转化，只记梗概，故文从字顺。某种意义上，可信的未必可爱，可爱的未必可信，真的是“此事古难全”。
四
据郭保旺介绍，现场听众近百人，乃县城各中学语文教师，加上文学爱好者。演讲主要涉及三个话题：一、关于学好普通话的问题；二、谈谈中学语文教学；三、关于业余文学创作，后面还回答听众四个提问。我感兴趣的是第一个话题，也就是那个认定“语言改造比思想改造还难”的王瑶先生，如何看待自家特色很明显的平遥普通话：
我也很想改说普通话，但人家说，你讲的还是平遥话、平遥普通话。没办法，从小讲家乡话，改不了的。不过，讲普通话很重要，讲好普通话，才便于交流、便于讲学，要大力推广普通话。
把“学好普通话”与“文学艺术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直接挂钩，其实有些勉强。王先生深有体会的是，在外生活与教书，讲不好普通话，确实很吃亏。比如，“我讲课时人家录了音，整理很困难，错处不少，我还得亲自校对，搞得很紧张”。而且，王先生也坦率承认，“我也下过功夫，想用普通话讲课”，可效果不好。最后，王先生不忘自我调侃：“在平遥讲话，回到家乡了，可以肆无忌惮，思想上毫无负担”，这让他很高兴。
1982年的王瑶，名声正如日中天。从文革阴霾中走出来，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78），出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主编（1979），被推举为刚成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1980），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聘为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1981），因而有了1980 年的元旦赋诗：“叹老嗟卑非我事，桑榆映照亦成霞。”就在这重新焕发青春的1982 年，时年69 岁的王瑶先生衣锦还乡，不忘告诫同乡子弟，得学好普通话——不排除听众多为语文教师的缘故，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走南闯北的经验与教训。
1987年5月王瑶先生为《清华十级（1934—1938—1988）纪念刊》作《自我介绍》，最后几句：“惟乡音未改，出语多谐，时乘单车横冲直撞，似犹未失故态耳。”对此《自我介绍》，王先生明显很得意，我不只一次听他给客人讲解，说着说着，王先生自己都笑得喘不过气来。这固然是“出语多谐”的表现，可自得之中，恐也不无心酸。
王先生的演讲或谈话往往语速越来越快，讲到得意处，哈哈大笑，旁若无人。这表面上很放松，也很自信，但我以为，那是一种混合着自尊与自卑、自信与自谑的独特表现。晚年的王瑶，已然功成名就，演讲及谈话时自带光环，听众大都取仰视的态度，似乎听不懂不是演讲者的责任，而是我们听讲者的缺陷。等到跟家乡人谈话，王先生这才卸下盔甲，袒露心迹，自陈讲不好普通话是自己很大的遗憾。
浓重的山西口音，这既是王瑶先生明显的外在特征，也是其软肋。只不过骄傲的王先生，故意以自嘲的口吻轻松提及，你以为他不介意，不是的，我相信这是隐痛，只是要改也难。这才会在与同乡后进演讲时，推心置腹，把这列为第一要务。
记得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时，有一次与杨振宁先生同车，听他聊清华同学王瑶。为求准确，我翻查到2010年10月28日日记，那是个星期四，天气晴朗：“……六点半演讲结束，乘学校派的车往大围的‘一号云顶’接上杨振宁夫妇，一起赶往尖沙咀美丽华商场的香港老饭店，参加《二十一世纪》二十周年庆祝酒会。路上谈天，杨称1942年在西南联大念研究生，与王瑶先生同宿舍一年，只说过三句话；又询问王先生晚年境遇以及女儿动向，还有中国的人文学专业设置等。回来同车，杨又谈各种现实问题，头脑很清醒。”听说王瑶是我的博士指导教授，杨先生一点也不难堪，反而问我：他是不是表达有障碍？我的回答是：王先生思维敏捷，表达没有任何问题，只是你们两人的专业领域相差十万八千里，谈起学问，互相听不懂；再加上方言问题，王先生懒得跟你闲聊天。
我没听王先生谈及与杨先生同宿舍一年，只是当年清华研究生数量很少（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本科生属于全校，研究生则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各自招收），王、杨相互认识，且经常打照面，那在情理之中。在清华大学研究院念书的时间，杨先生是1942起，王先生则1943年起，记忆中略有误差，这很正常。
1945年王瑶在清华大学研究院中国文学部读研究生
我相信我的理解没错：1937年7月至1942年8月的中断学业，给王瑶先生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参见王瑶《坷坎略记》）；昆明复学后，他憋着一口气，专心读书，在校园里不是很活跃。直到1946年4月完成学业，且毕业论文《魏晋文学思想与文人生活》大获好评，王先生的自信与傲气才真正确立起来。这才有日后在清华园教书时的豪言：“我相信我的文章是不朽的”（参见季镇淮《回忆四十年代的王瑶学长》，《王瑶先生纪念集》第22页）。
晚年的王瑶，对于家乡年轻一辈“能讲流利的普通话”很是羡慕，赞不绝口，我相信那是发自内心的。只是时过境迁，四十年后的今天，随着全国范围内普通话的成功推广，又有怀念乡音与方言的思潮涌起。那是另一个话题，只能暂时按下不表了。
2024年1月26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本文初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