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董洪利教授，鼓励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研究生致力于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北大中文系于2021年设立董洪利教授纪念学术奖，本次为第二届。经过校内外专家组成的评奖委员会两轮匿名评审，共有8位同学获奖，现公布如下：
一等奖
吴雪菡（中国古典文献学 2022级博士生）
成果题目：
南宋高宗御书《孝经》刻石考论
成果简介：
南宋绍兴九年（1139），诏准秦桧以高宗御书《孝经》刊石。十三年，从秦棣议以拓本颁赐各地州学。十四年，从汪勃议命各地州学以御书《孝经》刊石，并以拓本颁赐当地官员、学生。当时至少有五州二府二军落实此事。高宗刊刻御书《孝经》的政治动因在于表彰圣孝，平息绍兴和议带来的谤议。学界此前认为高宗御书《孝经》石刻仅存残石，笔者近于阳新县博物馆发现了高宗御书《孝经》石刻的完整实物，且石刻后附有久佚的秦桧跋。通过校勘发现，高宗御书《孝经》石刻来自唐玄宗本《孝经》，是研究《孝经》文本演变不可或缺的一环。新发现的秦桧跋也启示我们，应当改变“南宋太学石经”中没有《孝经》的传统认知，高宗御书《孝经》石刻当入“南宋太学石经”之列。
二等奖
张亿（中国古典文献学 2018级博士生）
成果题目：
《尚书》旧疏再考
成果简介：
唐人《尚书》疏是删削唐前旧疏而成，前人从《尚书》疏中考订出旧疏若干条，颇为可观，但是仍有补证与再考旧疏的余地。在补证前人所考旧疏与另外考订旧疏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唐人纂修《尚书》疏时做了直接袭用旧疏；刻意删去作者姓名；总结概括经说；以旧疏为底本，附益其他经说；利用旧疏材料，另作新说等工作。以《尚书》疏中的旧疏为线索，可以对被视为《五经正义》通例的“疏不破注”说得出新的认识：一方面，由于疏文本身存在不同的历史层次，因此“疏不破注”不可一概而论；另一方面，从新疏对维护注文的体系性，申明注家的一家之学的重视上看，“疏不破注”仍是唐人删订旧疏、另作新疏的指导思想。
陈腾（中国古典文献学 2020级博士生）
成果题目：
乾隆中叶的士人游宦、书籍流通与朴学传播——由李文藻《行笈书目》切入
成果简介：
由于科举考试与选官回避制度的规定，清代士人产生三类游历行为：入京会试、铨选与异地为官。这三种类型的人物流动皆跨越行省，牵涉面广，扩大了学术书籍的流通范围。现存唯一一部乾隆时期的《行笈书目》出自青州李文藻，记于他由京师远赴岭南的旅途中。李氏行笈之书，以史部地理类、目录类、金石类以及宋人集子为主，抄本居多，购自京师琉璃厂或传钞于师友。《行笈书目》的内容、版本与来源，直观地体现了藏书者的学术旨趣，也是京师朴学风气将臻全盛的表征。结合书目背后的人际网络，透视李文藻之金石学与文学见解的生成过程，不同身份的士人实现跨省学术交流的具体途径亦得以呈现。从士人游宦与书籍流通的角度，进入品书论学的原生场景，有助于更立体地把握朴学在民间的传播机制。
三等奖
丰子翔（中国古典文献学 2020级博士生）
成果题目：
《庄子疏》单疏形态与注疏合编探微
成果简介：
传世的《庄子》注疏本之间虽有书名、分卷上的差异，但皆源于同一种拆分疏文以就郭注本的合编方法，分卷的差异乃因后世为便于阅读而重编所致。在此次合编之后，注疏本所载疏文已非《庄子疏》全貌，颇有脱漏。成玄英《庄子疏》为《庄子》正文划分的章节，也因合编时采用宋代所刻郭注本的行款而遭到掩盖。《庄子疏》出文样式原为全文过录式，大量保留成玄英所见《庄子》正文，注疏本正文兼采宋代所刻郭注本与《庄子疏》出文而成，目的在于调和《庄子疏》与宋代所刻郭注本之间的文本冲突。
顾思程（中国古典文献学 2020级博士生）
成果题目：
北宋徽宗朝的明堂制度与仪式运作
成果简介：
北宋初期，明堂礼久废不讲，直至皇佑二年仁宗在大庆殿举行明堂亲飨，逐步建立起有事于明堂则不行南郊礼的制度。徽宗政和七年，伴随独立的明堂建筑落成，季秋亲飨的礼仪空间发生转移，大庆殿不再作为祭祀场所。同时，明堂仪式的内容也趋于丰富，开始实现从“宗祀之所”到“布政之宫”的职能转变。大观以来，议礼局、制礼局相继主导徽宗朝礼乐文化的动向，其间又穿插《政和五礼新仪》的颁行，这些因素共同形塑了政和七年以后明堂礼仪的具体形态。伴随明堂颁朔布政府建成，明堂颁朔、读时令仪式逐渐走上正轨。
于涵煦（中国古典文献学 2021级硕士生）
成果题目：
《纬略》资料来源和使用情况初探
成果简介：
南宋高似孙《纬略》一书中部分内容自他书转引而不标出处，前人虽早已注意到《纬略》采录类书的现象，但一直缺乏系统考察。本文通过详尽考察《纬略》的转引资料来源，发现《纬略》全书435则条目中至少有187则转引类书，另有73则袭用他人著作。在厘清资料来源基础上，本文考察了《纬略》使用类书及他人著作资料的方式，并对其深层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纬略》大规模袭用类书与他人著作，当与其成书过程以及高氏撰述意图、治学态度密切相关，从中亦可一窥类书在南宋学术生产中的作用。
优秀奖
赵之劼（中国古典文献学 2021级博士生）
成果题目：
再论“新诗冠宇宙”之意涵——兼及李峤歌行体的成就与接受
成果简介：
《杂咏》作为李峤的主要代表作，固化了其初唐五言律诗重要奠基者的文学史形象。本文前半部分从文本校勘出发，比对现存多种《杂咏》文本，指出《杂咏》律诗范本的地位是出于后世阅读者出于实际使用需要改造的结果，不能归为李峤的有意创作，也与类书、帖括等有形文本无关。《杂咏》的创作实质是南朝以来宫廷文学隶事炫博风气的延续。本文后半部分围绕张说对李峤“新诗冠宇宙”的评价，从接受史角度试图证明“新诗”应主要指李峤的歌行体创作而言。李峤的歌行体以其成就在初盛唐之际流传甚广，得到高度认可，并成为开元诗坛的取资来源，研究者不应忽视“旧派”诗人与盛唐“新诗”的内在联系
黄汉（中国古典文献学 2022级博士生）
成果题目：
姚鼐诗文集纂刻流传考
成果简介：
嘉庆初年，姚鼐手订、刊刻、增补诗集十卷与文集十六卷，付之江宁刘文奎家雕刻。其后，李际春补刻诗外集，姚雉续刻诗后集，梅曾亮续刻文后集，又有姚原绂翻刻印行诗文集。此诗文集五种、两类刻本，影响深远，成为后来重校、影印、整理之源头。同治五年，李瀚章因《惜抱轩诗文集》书版毁于兵燹，故重作校勘，另刻新本，是为省心阁本。徐宗亮又因省心阁本“翻雕于楚而不常印行海内”，故取文集别为校刊。民国时期，印刷业昌盛的上海，书商间相互竞争，又互相影响，出版了众多《惜抱轩诗文集》。正是在诗文集纂刻、流传之中，姚学逐渐壮大、桐城学人群体逐渐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