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董洪利教授纪念学术奖经校内外专家组成的评审委员会两轮匿名评审，共产生8篇获奖论文，现公布如下：
一等奖
王翊
（中国古典文献学 2020级博士生）
论文题目：
《诗》本事与战国秦汉《诗》学的演进
摘要：
《诗》本事的发展是战国秦汉《诗》学史的重要侧面。战国时代的《诗》本事涉及学派学说竞争，《诗》学论述中《诗》本事的结构性缺位，是“诗言性”特质的反映，“韵语故事”类《诗》本事蕴含文学创作因素，与后世俗赋的渊源相关。受汉初政局影响，《诗》学和《春秋》学交融，本事的重要性上升。今文《诗》学围绕“周衰”论说《诗》本事，贯通“四始”体系，把《诗》看作批判社会政治的手段。今文《诗》学怨刺成分过多，本事过于零散，《毛诗》基于篇次和《诗序》建立起风雅正变学说，把《诗》本事整合成完整历史体系，是《毛诗》取代三家《诗》的重要原因。
二等奖
黄冬萍
（中国古典文献学 2021级博士生）
论文题目：
宋本《玉篇》删改原本《玉篇》考论
摘要：
宋本《玉篇》由梁顾野王编纂、唐孙强增字减注、宋陈彭年刊定，文本层次非常复杂，后人使用此书校勘辑佚时常出现错误。《玉篇》与《说文》关系密切，通过考察原本《玉篇》、宋本《玉篇》引《说文》的体例，可发现宋本《玉篇》删改原本《玉篇》的三条规律：调整书证与训释的位置；增、删《说文》标识；删改经典及其注文标识。宋本《玉篇》在删改经注标识时或受《说文》影响，同时也改动《说文》中的称引标识。经注标识的删改导致书证前后的训释性质不明。宋本《玉篇》所引经注来源复杂性与原本《玉篇》有关。利用宋本《玉篇》引文时需对照原本《玉篇》、《说文》以及经典原文、注文以厘清文本层次。
许俊炜
（中国古典文献学 2023级博士生）
论文题目：
国家图书馆藏《春秋释例》清抄本考论
摘要：
国家图书馆藏有四册《春秋释例》清抄本，第一、三、四册是孔继涵借翰林院纂修官杨昌霖《永乐大典》初辑本抄录的副本，保留了杨昌霖初辑时的案语批注、孔继涵、广栻父子的初校批点以及孔广栻在获得殿本《释例》后的补校考证；第二册抄录时间晚于前者，吸收了第三、四册初校成果，调整了正文格式，据行款与内容推断，是孔继涵刊刻《微波榭丛书》本《春秋地名》《春秋长历》的底本。初辑录副本一方面保留了《释例》两例的篇次，可推知《释例》篇序按经文本传有相应发凡解礼之例的原则进行编排，进而指明馆臣妄改篇序之谬；另一方面存录了被馆臣误删的“弑戕例”篇题及经传，可据此揭橥《释例》归并《春秋经传集解》例目的编纂原则。全面考察从初辑本到四库本之间的处理细节，可知馆臣辑佚并非单纯地迻录文献条目，而是用更为灵活的手段复原《释例》。
三等奖
黄林灏
（中国古典文献学 2022级硕士生）
成果题目：
《诗毛氏传疏》生成新探——以《毛诗九谷考》为中心
摘要：
陈奂《毛诗九谷考》是将程瑶田《九谷考》删繁就简、节引嫁接、补充材料、改写修正后分系于对应《毛诗》经传而成的资料长编，也是陈奂撰写《诗毛氏传疏》的直接依据。从《毛诗九谷考》入手，可为厘清《诗毛氏传疏》的生成过程提供新的视角，也可窥见嘉、道后清人新疏的撰写模式。与乾嘉学者以批校群书、疏证字书辞书、编写大型工具书的形式汇集材料，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经书考据的方式不同，嘉道以后的新疏作者往往以集成性前人成果为蓝本，撰成资料长编，熔铸为新疏初稿，在初稿基础上继续修订补充，最终形成新疏定稿。这一模式的产生是清代考据学自身学术逻辑运作的必然结果，体现了学术风气的新变化。
吕淑娴
（中国古典文献学 2020级博士生）
论文题目：
《庄子·盗跖》“冯气”解——兼释“侅溺于冯气”与“满若堵耳”
摘要：
《盗跖》篇“平为福”一章中，“侅溺于冯气”、“满若堵耳”等句之训解历来众说纷纭。“冯”字在此章中三见，是解读此章的关键。陆德明、成玄英曾训“冯”为“愤懑”，但宋以后学者多不取此说。今结合《楚辞》王逸注及相关文献，可知“冯”应训为“愤懑”，系先秦两汉楚地方言常见用法。“冯”既训“懑”，则“侅溺于冯气”、“体泽则冯”、“冯而不舍”、“满若堵耳”诸句亦可迎刃而解。
张翼
（中国古典文献学 2023级博士生）
论文题目：
《晦庵文抄》考论
摘要：
《晦庵文抄》为明人吴讷所辑的朱熹文章选本，该书“重文辞”的内在属性，与吴讷文学观念中对于“辨体”的强调有着密切联系。嘉靖年间，崔铣在吴讷《晦庵文抄》的基础上，续为《晦蓭文钞续集》四卷，在刊刻时与吴讷原书合为《晦蓭文钞》十卷本。《晦蓭文钞续集》在编纂动机与思路上皆与吴讷《晦庵文抄》不同，表现出强烈的“正学术”倾向，而这种变化与当时的学术环境息息相关。《晦庵文抄》版本变动的背后，正折射出编纂者所持观念与官方文化建设、时代风气间的复杂互动。
优秀奖
叶天成
（中国古典文献学 2021级博士生）
论文题目：
“碑”与“碑林”：西安碑林藏明代碑刻丛考
成果简介：
西安碑林在明代即以书法碑刻与唐石经闻名于世，出现了“碑洞”、“碑林”之称，是一处著名的古迹。本文选取了数种碑林所藏明代碑刻，着重考察碑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立于文庙的《状元记碑》与《敬一箴》组碑意在向生员叙说地方文脉与君主道统；余子俊所刻诸碑为了解地方官员的刻石行为提供了典型案例；《圣谕图解》与《皇明圣谕·劝世歌》反映了明代陕西圣谕宣讲的面貌。碑有别于纸张的物质属性塑造着碑文的内容与阅读的方式，碑所处的空间带来了特定的读者。作为一个特例的碑林，展现了古人对碑刻物质性与空间性的体认与利用。
晏咏蝶
（中国古典文献学 2022级硕士生）
论文题目：
李心传《旧闻证误》编纂体例及背景再探
摘要：
《旧闻证误》为南宋史学家李心传著考辨笔记，今源出《永乐大典》辑本的四卷本《旧闻证误》已与李心传原作十五卷本的编纂体例相距甚远，《旧闻证误》被收入《永乐大典》时所采用的不同体式则直接影响了此书后续的辑佚和复原，尤其以注文单独附入此书按语的形式可能使得后人在区分李心传引书原文和按语上出现失误。此外，通过系统比对《旧闻证误》涉及两宋之交及南宋后史事的多条考辨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相关注文可以发现，《旧闻证误》与《要录》的考辨思路和结论多能互证对应，则此书或许为李心传开展大型史书编修工作中派生而出的一个“副产品”，而非为补《要录》之遗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