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学人系列专访27
斯文鼎盛，世运新潮。今年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建系110周年，为了回看北大中文系的发展变迁，重温几代学人的身姿与风采，共同探索和创造中文人的未来，我们策划了中文学人系列主题专访“我与中文系”。参与专访的学人中，既有白发满鬓仍心系学科的老先生，也有忙碌在讲台与书桌之间的中青年教师。他们讲述着人生道路上的岔路与选择，诠释着个人与世界之间具体而微的密切关联；他们梳理着治学过程中的难关与灵感，传递着朴素坚韧的中文传统。这是中文学人的一次回顾、总结和反思之旅，沿着先生们学术与理想的历史轨迹，我们得以触摸“活的历史”，感受“真的精神”。更多专访将陆续推出，敬请期待。
受访人：李宗焜
采访人：马尚、王可心
采访时间：2020年9月24日
图一：访谈现场，李宗焜在篆刻印章
受访人介绍：
李宗焜，1960年生，199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博士学位。2017年9月起任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甲骨学与古文字学教学与研究工作。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北京大学藏甲骨整理、保护与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甲骨文字编》修订与增补”。著有《甲骨文字编》（获“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一等奖、第二届“李学勤中国古史研究奖”一等奖、第二届全球华人国学成果奖）、《唐写本说文解字辑存》《殷墟甲骨文字表》（博士论文）等。业余从事书法、篆刻的研究和创作。
采访人介绍：
马尚，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古文字方向博士研究生在读。
王可心，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古文字方向博士研究生在读。
马尚：老师好，今年是中文系110周年系庆，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您博士是在北大中文系就读的，2017年又回到这里任教，是怎样的契机促成了您和北大中文系的这段学缘呢？
李宗焜：现在谈当年怎么考虑到北大读书，都已经是30年前的事，有点像“白头宫娥话天宝遗事”了。不过我当年的经历还是挺特殊的，似乎也值得提出来，当作一种历史见证。
我本科和硕士研究生都在台大读。但研究生还没毕业，指导教授就提前退休了，这不仅关系到我硕士论文的完成，也牵涉到下一个阶段该怎么办？我硕士论文写的是于省吾先生《甲骨文字释林》的研究。因为这个题目的关系，我跟吉林大学的林澐教授有比较多的联系，他是我接触的第一个中国大陆学者。那个时候两岸的互动还是很稀奇的，这是一段挺特殊的经历。硕士毕业的时候，连带一个问题是考博，我跟林先生讨论到这件事，最后林先生跟我说：“你去北大找裘先生吧！”就这样，我踏上了去北大的征程。
图二：1991年，李宗焜来北大读博不久时留影
1990年，我第一次到北京来。到北大，拜访了裘锡圭先生，他是我见到的第一个中国大陆学者。我把硕士论文呈请裘先生指正，并说明希望报考的来意。接着我去了吉林大学几天。再回北大时，裘先生对我的论文只说了一句话：“路子是对的。”同意我报考他的博士生。那时还有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台湾根本不承认大陆的学历，裘先生也比较关心这个问题。学历不承认，你怎么办？我说，我要学到本事，不考虑学历承认的问题。后来幸运地考上了，当时的准考证、录取通知书，我现在还留着。
1994年初，我博三的尾声，史语所让我先用台大硕士回去任职。我跟裘先生商量。裘先生认为，我的题目体量这么大，短期内很难完成，他支持我先回史语所工作，同时抓紧时间把博士论文完成。当时的博士一般只读三年，因此向学校申请延长了一年。那个年代，延长年限是很特殊的例子，因为在延长期间，所有的公费都没了，也没宿舍，一般学生的经济能力都不好，几乎没有人敢延期；而我其实是回家，情况还好。就这样，我先回史语所工作，1995年再回来答辩，并取得博士学位。我应该是第一个从北大校长手上接过博士学位证书的台湾地区学生。
从1994年开始，我一直在史语所工作。2016年10月，我到长沙领取“致敬国学”的优秀成果奖，在颁奖会场上，复旦大学的汪少华教授跟北大中文系的廖可斌教授来找我。此前我跟汪老师是旧识，跟廖老师则素昧平生。廖老师跟我提到北大需要古文字学、甲骨学的老师，说我是北大毕业的，应该回来帮忙，力邀我加盟北京大学。我当时跟廖老师说，我要到2017年3月底，才具备退休的资格，现在恐怕无法考虑这个问题。廖老师说：“那正好，我们可以等。”此后，廖老师积极跟各方联系，我也想到：我是北大毕业的，北大有需要，我也应该回馈母校。而且，我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有期待的。就这样，因缘际会，我又回到北大。
事后，每当有人问我为什么到北大，我都一言以蔽之说“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来”。事实上，这真是我来北大的背景，也希望它可以发展为前景。
图三：1995年，李宗焜博士毕业
马尚：相比于您曾就读或工作过的台大、史语所，北大中文系给您留下了哪些不同的印象？
李宗焜：我在台大跟北大都当过学生，也都当过老师。我到北大读书的时候，就经常有人问我，北大跟台大有什么不同？我回答“北大比较大”。因为每个人的感受可能都不一样。
北大中文系分很多个教研室，学生的分流很明显；台大则打成一片，学生兴趣的不同，完全从选课中自我实现。另一个主要的不同，台大把文字、声韵、训诂列为全系的必修课，任何人（包括外籍生）都必须通过才能毕业；北大则即使三古都不是非修不可。任何做法都有它的考虑，不必加以轩轾，但我还是比较认同台大的做法（台湾很多重点大学也是这样做的），这绝不是本位主义或卖瓜的说瓜甜，而是所谓的“当行本色”。假使某人有一个篆书对联认不得字，首先想到的一定是问中文系的人，如果我们跟他一样渺若天书，我们的专业训练在哪里？姑且不谈高深的研究，起码的专业认识还是要有的。
史语所跟大学明显不同。史语所是研究单位，它没有学生，也不需要上课，这是工作性质的差异。我以前先入为主地（或说莫名其妙地），很不喜欢教书，也许是墨菲定律，临老反倒成了教师。教书后才发现，其实也没那么讨厌，也真正体会到教学相长。面对学生各种各样的问题，也在鞭策自己进步。
但是，对我来说，差别最大的是心理的感受。在史语所，后面进来的人不管多么年轻，都会跟着我们一起变老。但是在北大，我们所面对的，永远是20岁上下的孩子，只有我在变老。这让我想到佛经里的“舟行岸移”。他们随时绽放着青春的魅力，鼓舞着我们心态上要保持年轻。
图四：1967年，李宗焜生平第一张照片
马尚：今年北京大学的古文字学被列入“强基计划”，目前的招生情况和教学安排有何进展？您认为北大古文字的学科优势是什么？您对北大古文字学的未来有什么期待？
李宗焜：“强基计划”是今年新推出的政策。目前招生已经完成，教学计划也有一些初步的安排。计划在进行规划和推动时，因为疫情的关系，我没能在学校，只能通过网路协助。具体的情况宋亚云老师比较了解。
我觉得北大中文系要推展古文字的研究，它的优势是相关的学科比较齐全。中文系重视古文献、古汉语，还有文字、声韵、训诂等专门课程。此外，历史系，甚至考古系相关的课程，对古文字的研究都有很大的帮助。我想这是北大中文系发展古文字学的一个优势。
国家既然出台古文字学“强基计划”这样的政策，我希望我们可以把握这个机会，把北大的古文字学队伍建立起来。希望有更多的同学对古文字学有兴趣，从而进入古文字学研究的行列。希望增强师资力量，让甲骨学、金文、简帛学，甚至古玺印学等古文字学重要的领域，都能有学有专精的老师来带领。希望经过大家的努力，北大中文系的古文字学队伍，能够慢慢壮大起来。
图五：2020年10月，李宗焜为20级强基计划的同学带来强基班第一堂课
马尚：在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日益繁荣的今天，如何看待古典文献专业的发展方向？
李宗焜：不可否认，出土文献跟古文字的新材料，是现在的一个显学，受到学术界高度的重视。当然，在出土文献非常繁荣的今天，古典文献的价值，并不会因此而减损。现在非常新颖的出土文献，再过若干年，它也会变成古典文献。而古典文献虽然不是现在出土，但是它流传有序，曾经也是非常新颖的文献，并不会因为现在有了出土文献，减损其价值。事实上，很多出土文献跟古文字的研究，正是因为在古典文献上有比较好的基础，或是得到古典文献的印证才取得成果。这两者应该相辅相成。
另一方面，在出土文献这么繁荣的今天，我们对古典文献也应该有新的认识，而不是只局限于文献本身，应该充分与出土文献互相印证，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比过去学者得天独厚的优势。不管主力在出土文献或古典文献，只有偏重的问题，没有偏废的权利。
图六：访谈现场，李宗焜老师篆刻印章
马尚：古文字学素以“冷门绝学”见称，“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是怎样的机缘让您当初选择了古文字学？除此之外，您还对哪些方向有过兴趣？
李宗焜：在中学时代，我读的比较多的其实是古文和诗词。到进入大学之后，对这一类的课程还是比较感兴趣的。这里提一下“当年勇”，在台大时参加古文、诗、词的比赛，三项都拿了第一。当然，以后我就不好意思再参加了。后来上了文字学、声韵学，还去旁听研究生的甲骨学，觉得也是蛮有趣的。当时台大中文系的学生，形容文字学跟声韵学加起来是一把剪刀，因为这两个学科往往有一半的学生挂科。中文系的学生，对这一类小学课程都非常地害怕。
其实，不管文学或小学，我都很有兴趣。但是，当时不自量力地认为，就是要“大胆担大担”，有种要把冷门绝学承担起来的使命感。当时的一点年少轻狂，决定了我未来的学术走向。像习主席所说的，要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我不知道我第一粒扣子是不是扣对了，但是，就这样一路走来。
我的兴趣是比较广泛的。即使在学术上，我也不是只对古文字有兴趣，除了章回小说没有时间去读之外，唐宋以前的东西我都很喜欢。此外，我对艺术也很有兴趣，书法、篆刻都玩，当然这跟古文字学关系还是很密切的，我把古文字材料用书法、篆刻表现出来，让学术与艺术结合，自以为是地自得其乐。我还曾经疯狂搞过黑白摄影的暗房，玩得不亦乐乎，这当然跟学术领域完全不相干了。记得《幽梦影》里提到“人不可以无癖”，总要有一点专业以外的乐趣，人生会比较有趣一点。
图七：访谈现场，李宗焜创作书法“法古开新”
马尚：您的《甲骨文字编》是当下最便于使用的甲骨学工具书了，您对目前甲骨工具书的出版有什么想法和期待？
李宗焜：由于国家的提倡，甲骨学好像突然之间变成显学，这对于学术的推进当然很有帮助。但是不管怎么说，这还是属于少数人的专家事业，不需要一窝蜂的人去凑热闹。普及跟推广当然非常重要，但给普罗大众的东西，更需要专业，绝不是普及的东西，就可以由外行的人随便写。
我想甲骨工具书，最好还是由少数学有专精的学者，认认真真地去把它做好，而不是由半路出家的人做一堆似是而非的东西。毕竟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领域，不是照猫画虎或者看图说故事能够做好的。要做就要有“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这绝对是劳心劳力的漫漫长路。我的《甲骨文字编》前后花了20年，也是吃足苦头。现在大家都说这是“高冷”的学问，我对高冷的解释是“门槛高”“坐冷板凳”。十年寒窗是免不了的。
马尚：您在甲骨材料的整理工作上付出了很多心血，您对学界目前的甲骨整理方法有哪些自己的看法？
李宗焜：现在的甲骨整理，跟以前相比有非常大的进步。在技术上、观念上都有很大的进步。在甲骨发现之初，所谓的甲骨整理，多半只是把拓片做出来就算好了，有的甚至于为了节省空间，还把拓片中没有字的部分剪掉，现在看起来当然是非常幼稚的行为。
当时由于技术条件没有成熟，甲骨整理最多也就提供拓片，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对甲骨的整理就有了新的要求。现在甲骨整理，比较好的起码应该有几个条件：一是高清的彩照，二是清晰而准确的拓本，三是相对正确的摹本，四是释文。由于数字化的飞快发展，如果还能提供数字检索，当然是更好的。
图八：李宗焜手持甲骨文材料
有很多甲骨的细节，只有通过实际整理甲骨实物才会发现，当然有这种机会的人不多。我最近因为整理河南博物馆旧藏的甲骨，做了一点缀合的工作，深深体会到用拓片缀合有相当的危险性。有些拓片缀合看起来天衣无缝，但是经过实物检验却是错的；相反的，有些拓片看起来无论如何不可能缀合，实物却可缀起来。这就是利用甲骨实物去做整理的一个优势。多数学者没有这样的条件，我们只能期待，有机会整理甲骨实物的人，能够给学术界提供更多的信息。由于对甲骨整理的更加全面，能够提供的信息更多，我相信将来对甲骨的研究，会有另一个境界。
去年甲骨文发现120周年，有一系列的庆祝活动。我在相关会议上曾经倡议，应该纂辑21世纪版的《甲骨文合集》。现在的技术条件，以及国家的财政能力，都比上世纪80年代要强得多。如果能够由国家层面来领导，把全国的甲骨（甚至包含藏在其他国家的甲骨），全部按照相同的规范，用最新的技术，全面地重新加以著录，这样的《甲骨文合集》，就是甲骨学21世纪的《四库全书》。希望我这个祝愿，有实现的一天。这对甲骨的学术研究，是非常重大的贡献。
王可心：古文字学作为具有很强交叉性质的学问，它要求学生要有怎样的视野？对有志于此的学生有怎样的建议呢？您作为这个方向的导师，您希望以什么方式来培养研究生？
李宗焜：我想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我当年跟裘先生读书的时候他对我们的要求。我记得裘先生有一次跟我们谈话，他说首先是做人，我们人活着是为了做人，不是为了做学问，所以首先是做人，只有做人及格，做学问才有意义。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另外有一次他提到说，你学问好，要让人家觉得是对他有帮助的，而不是让他觉得难堪。这句话影响了我一辈子。就是说，我们首先是来做人的，作为人的要求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人不好，其他东西越好，祸害越大。所以我觉得做人是最重要的。
讲到我们专业的做学问，我特别强调知识面一定要广，当然不能广得漫无边际连自己都抓不到。我当年跟裘先生读书的时候，有一次裘先生跟我说：“你也不能一天到晚搞甲骨，还是要休息。”我当时觉得很惊讶，难得裘先生还会关心我们要休息。但是你知道他后面讲什么吗（笑）？他说：“你也不能一天到晚搞甲骨，还是要休息，休息的时候看一下金文。”意思就是说你要孜孜不倦，根本不能懈怠。但是你一直都看甲骨，可能会疲乏，换个东西看，甲骨看累了，看一下金文。总之要高强度地学习，多方面地充实。以前裘先生也跟我们讲过，如果你只搞一种东西，搞不深。当然很惭愧，我们这一点都做得不够，但是这个说法肯定是对的。
图九：1988年中文系古文字专家裘锡圭在讲课
古文字学大概是所有学科里面需要相关知识最多的一门学问。唐兰先生说，古文字学的学问不在古文字学本身，这是非常有道理的。纯粹从文字论文字，它的局限性很大。很多古文字的认识，往往是通过和其它古文字材料或古文献互证。除了传世文献和文字学、声韵学等传统小学外，还要关注历史学、考古学、器物学中的相关知识。我一再说，知识面越广，所能解决的问题就越多。有一句唐诗说，“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不同的高度，会有不同的视野。怎么样更上一层楼呢？那只能靠自己不停地努力。学问的事，就是比气足、比气长。先秦典籍要尽可能多读，这些都是研究古文字学非常重要的资产。
我在课堂上一再跟学生讲，最好读书的时间就是当学生的时代，俗话说，“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你过了学生这个阶段，绝对不会再有像当学生这么好的读书机会，即使你有那样的机会，你的体力、记忆力各方面都不如当学生的年代。你进入了社会，即使有再好的环境让你读书，你的烦恼也会变多，绝对不像学生这么单纯。当学生唯一的工作就是念书，你没有其他需要烦恼的，而且当学生的时候又年轻，身体又好，记忆力也好，这个时候不努力，更待何时？
有一句话叫做“好（hǎo）读书，不好（hào）读书；好（hào）读书，不好（hǎo）读书”。你们现在属于好读书的阶段，不要不好读书。我们现在虽然很有体会，可惜现在是好读书，已经不好读书了，读了马上就忘。你们年轻，在保障身体健康的前提下，要抓住这个机会，一辈子只有一次，过了就没有了。
图十：李宗焜与采访人马尚（右一）、王可心（左二）及学生王悦（左一）合影
王可心：您是如何看待学术的，学术在您生命中的意义是什么？
李宗焜：学术是坐冷板凳的专家事业。要能耐得住寂寞，不追求名利，也不可能速成，甚至要不求回报，因为有些努力可能付出很多，最后毫无所得。所以要搞学术，首先必须要有兴趣，否则一辈子去做一件没有兴趣又没有名利的事，那真是太悲催了。学术需要全心全意地投入，甚至有人“一生唯一念”。我很惭愧没法做到这样。我的兴趣太多，都占了一些时间，美其名曰多才多艺，实际则是备多力分。但不管怎么说，从事学术工作二三十年了，人生有几个二三十年，人生中大部分的精华岁月，都投入学术工作，也算是生命的意义吧。
图十一：李宗焜为中文学子所刻印章：“闻健自修，分分己获”
责任编辑：席云帆
排版：李岚
图片来源：图一（吕宸摄）、五（来源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官微）、六（吕宸摄）、七（周昀摄）、十（徐梓岚摄）、十一（周昀摄）为原创，图二、三、四、八为受访者提供，图九来源于北京大学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