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学人系列专访32
斯文鼎盛，世运新潮。今年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建系110周年，为了回看北大中文系的发展变迁，重温几代学人的身姿与风采，共同探索和创造中文人的未来，我们策划了中文学人系列主题专访“我与中文系”。参与专访的学人中，既有白发满鬓仍心系学科的老先生，也有忙碌在讲台与书桌之间的中青年教师。他们讲述着人生道路上的岔路与选择，诠释着个人与世界之间具体而微的密切关联；他们梳理着治学过程中的难关与灵感，传递着朴素坚韧的中文传统。这是中文学人的一次回顾、总结和反思之旅，沿着先生们学术与理想的历史轨迹，我们得以触摸“活的历史”，感受“真的精神”。更多专访将陆续推出，敬请期待。
受访人：潘建国
采访人：王乙珈
采访时间：2020年11月19日
图一：潘建国在办公室中
受访人介绍：
潘建国，别署潘酉堂，1969年出生，江苏常熟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2009年入选教育部等六部委“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主要研究方向涉及中国古代小说、东亚汉籍、古典文献学、印刷文化史等领域。已刊著述有《中国古代小说书目研究》（2005）、《古代小说文献丛考》（2006）、《物质技术视域中的文学景观：近代出版与小说研究》（2016）、《古代小说研究十大问题》（合著，2017）、《古代小说版本探考》（2020）等；主编有《朝鲜所刊珍本中国小说丛刊》（2014）、《海外所藏〈西游记〉珍稀版本丛刊》（2017）等；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采访人介绍：
王乙珈，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小说。
王乙珈：潘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2004年，您以上海师范大学最年轻教授的身份，来到北大中文系，跟随袁行霈先生从事博士后研究，出站后留任古代文学教研室，至今已有十六年。您如何看待自己当年的北上选择？对您来说，北大中文系最大的吸引力在哪里？
潘建国：时光一下子倒转到十六年前，2004年8月30日上午7点，我乘坐夕发朝至的京沪特快列车，抵达北京站，广播里响起高亢的普通话“亲爱的旅客同志们，伟大的首都，北京到了”，让我顿时有些莫名的兴奋，印象深刻。
我为何来北大跟随袁行霈先生从事博士后研究？概括起来，不外乎学术与人事两个方面。1999-2001，我曾在复旦大学古籍所跟随章培恒先生从事博士后研究，出站报告是《清代后期上海地区的书局与晚清小说》，在写作过程中，感觉到欲从物质技术角度考察晚清小说的兴起和发展，以上海为中心，虽有其合理性，却并不完整，需要引入北京，作为一个学术比较的对象，形成所谓“洋场”加“京都”的双维度，我内心期待着去北京看书研究的机会，这是学术方面的考虑。
至于人事，大概因为自己取得了一些成绩，2002年我在上海师范大学破格晋升，成为全校最年轻的教授。于是，学校希望我兼任行政管理的工作，而我初尝学术研究的乐趣和价值，担心过早的陷入管理工作而导致学术荒废，很是纠结。就在那时，袁行霈先生来上海师大做学术演讲，结束后我陪他去常州老家省亲，途中我向袁先生吐露了内心想法，没想到袁先生十分支持我，鼓励我申请来北大中文系，继续从事博士后研究。
古代文学研究界曾有“南章北袁”的说法，因为两位先生都有一部《中国文学史》，各具特色。我的两站博士后指导教师恰正是“南章北袁”，这是何等幸运！对此，我一直感铭于心。2004-2006年，我在北大中文系完成了《近代书局与白话小说》的出站报告，初步实现了自己的学术计划。但也留下了一个遗憾，袁先生在我入站时说：你是研究小说的，出站时除了学术报告，还得提交一部小说。很惭愧，我才情匮乏，最终也没能创作出一部小说来。多年以后，我戏编了一部章回体小说《平霾传》，虽然艺术上还很粗陋，但总算是给袁先生补交了这份小说作业。
图二：潘建国（右一）与袁行霈先生夫妇在常州天宁寺合影
2006年10月，我正式调入北大中文系工作。我感谢北大中文系同仁的厚爱，也感谢母校上海师范大学的培养和支持。一晃又十多年过去了，北大中文系清正宽松的学术氛围，优秀而有品格的同事老师，聪慧好学的学生，典藏宏富的图书馆，这一切都带给我许多温暖和力量。尤其让我觉得有归属感的是，我在北大中文系找到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学术共同体：一个是与刘勇强、李鹏飞老师组成的“古小说研究会”，一个是与傅刚、刘玉才、杜晓勤、程苏东等老师组成的“东亚古典研究会”，它们满足了我最重要的精神寄托和学术追求。
王乙珈：您曾在上海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和北京大学都有求学和工作的经历，也曾在日本、法国、香港等地担任过客座教授。您认为京沪两地、乃至东亚和欧美的治学特色有何差异？这些经历给您留下了怎样的精神印迹？
潘建国：说来也巧，若以2020年为界，我在上海和北大学习工作的时间，差不多都接近十七年，对京沪两地的社会文化特点，应该说有一定的切身体验。
几乎每个时代，都会讨论到南北差异的问题，《世说新语》中有评论说，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南人学问“清通简要”；现代文学史上也有所谓京派与海派。但这些划分和归结，实际上都带有特定的时代文化背景。按照我的体认，上海和北京在饮食、审美、观念等方面，可能存在不小的差异；但两地的学术研究，似乎没有什么本质的、显著的、整体性的差异，京沪两地都同时存在“渊综广博”及“清通简要”的学问，都兼有微观、宏观乃至中观式的研究。学术风格的差异，更多体现在学者之间，机构之间，甚至是不同的公众号与微信群之间，而非南北地域之间。
你所说的东亚和欧美，至少在我相对熟悉一些的中国古代文史领域，确实展现出了较为不同的学术理路，大体上欧美重文本，东亚重文献；欧美追求理论工具和体系建构，东亚讲究社会分析和历史考察，各擅胜场。我和东亚尤其是日本的学者接触更多一些。日本学者的研究领域通常较为集中，深耕细作，挖透做足，直到题无剩义。从单个学者来说，或稍显狭窄，不过从一个群体、一代人来看，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又往往能解决大问题，形成大气象。就个人而言，我更喜欢东亚学术的厚重感和稳定性。
图三：潘建国与法国汉学家汪德迈先生等在巴黎街头合影
王乙珈：您一直说，学术研究是一种“有温度的传承”。能否谈谈您的老师对您的影响和帮助，有没有让您特别难忘的小故事？
潘建国：从学以来，教过我的老师有很多，我都非常感念。其中对我的学术人生影响最大的有四位，我敬奉为我的“四大导师”。
第一位是我的硕士导师王小盾先生。还记得第一次见面，王老师就给我布置了一份作业《公元前二世纪中国人对鸟的分类》。当时简直一头雾水，心想我报考的是古代文学专业，怎么要写生物系的论文？等到我在老师的指点下，啃完《说文解字》《释名》《尔雅》《方言》等书，才算明白了王老师的良苦用心：即用一种相对有趣的方式，教我熟悉各种汉代字书，修炼汉唐文史研究的基本功。我的硕士论文题目是《敦煌论议研究》，王老师要求通读汉唐典籍，编写资料长编。当时王老师买书特“疯狂”，竟先后买下两套《丛书集成初编》，一套就放在我宿舍，我全部翻阅一过。硕士三年，王老师几乎重塑了一个我，他言传身教，确立了我对知识、书籍以及学术的迷恋和敬意，这些朴素的价值观让我受用至今。
图四：1994年，潘建国硕士毕业时与导师王小盾及答辩委员会诸先生合影（右起依次为：王小盾、叶长海、陈允吉、陈尚君、李时人、潘建国）
第二位导师是我的博士导师孙逊先生。我博士读的是在职，加之专业方向发生了很大改变，开始时不免有些焦虑，但孙老师很善于发现学生的长处和特点，并因势利导。他建议我选择相对熟悉的唐代进入古代小说领域，并指导我撰写了一篇关于唐传奇文体渊源的论文，后来发表于《文学遗产》。这对一名刚刚踏上学术征程的青年学子，产生了巨大的激励作用。孙老师知道我对书籍本身兴趣颇浓，就和我一起商定了博士论文选题《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书目研究》，由此我与小说文献学结下不解之缘。孙老师雅好古代文人学者的书画翰墨，耳濡目染，我也对古典艺术史情有独钟。孙老师还教给我许多做人的道理，处事的方法，让我懂得如何平衡学术与生活、家庭与事业的关系，他甚至不止一次为我谋划未来发展的方向和路径，可以说，孙老师不仅是我学术上的导师，也是人生的导师，对我的成长影响最为深远。
图五：1999年，潘建国（右）博士毕业时与导师孙逊教授（左）合影
第三第四位导师，就是我的两位博士后指导老师，“南章北袁”的章培恒先生与袁行霈先生。我与章先生接触其实并不很多，章先生说话时习惯低着头，偶尔抬头，则目光如炬，所以每次与先生交谈，我都倍感紧张，汗发沾背。那时章先生正在积极推动古今文学演变研究，对我的出站报告《清代后期上海地区的书局与晚清小说》颇多鼓励，也给了我许多极好的指导和建议，还嘱我把报告修改一下交给《中国文学研究》刊载，但由于种种原因，我一直未能完成修订，2011年，章先生骑鹤归去，这成了我内心一个永远无法弥补的缺憾。
跟随袁行霈先生从事博士后研究时，我从上海师大停职住到了北大，所以有更多的机会与先生见面，晚餐后陪袁先生散步，是我的幸福时光，袁先生跟我讲述了许多北大先生们的掌故逸事，也分享了他对学术人生的体悟。袁先生说做学问要追求格局和气象，要注意纵通与横通，要立于上游而不能甘居下游；袁先生又说做人要与人为善，切勿在背后臧否人物，做事则信奉尽心尽力、不求自得的原则。凡此都春风化雨，滋润了我的心田。有一天傍晚，袁先生带我去燕南园62号拜访他的老师林庚先生。袁先生坐在床沿握着林先生的手，轻声地说着什么，空气中弥散着燕南园花草的气息，我侍立在侧，静静地望着两位先生，那种岁月恒久、温暖传承的感觉，永难磨灭。林庚先生有诗云“那难忘的岁月，仿佛是无言之美”，每当我回想起我的老师们，尤其是我的四大导师，心中荡漾的正是这样一种“无言之美”。
图六：潘建国（右）与袁行霈先生（左）合影
王乙珈：“小说文献”一直是您关注的焦点，“小说文献学”也是您正在积极建构中的学术体系。您曾经出版了《中国古代小说书目研究》《古代小说文献丛考》，近期又将出版《古代小说版本探考》。是什么契机促使您开始关注这一课题？作为一种俗文学文体，“小说”文献研究，较之传统经史类文献有何不同？
潘建国：我在硕士阶段曾奉小盾老师命，编写一本关于古代书册制度的术语手册，为此，我通读了当时所能借到的全部有关书写材料、印刷史、书籍史以及古籍版本目录的古今著述，从中勾选出与“书册”有关的术语词条，再参酌诸家，加以释义，并尽力提供最早的书证。那个时候没有电子检索手段，自己逐一翻查原始典籍，花费了不少时间，最后大概编写出了四五十万字。这份作业给我带来的收获和影响是巨大深远的，自此我对古籍版本以及中西书籍史产生了浓厚兴趣。
博士阶段，孙逊老师因材施教，让我博士论文做《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书目研究》。毕业之后，我又补写了文言小说书目部分，一并于2005年出版，这是我的第一部专著。就在写出版后记的时候，我萌生了要完成一部《小说文献学》的念头，它应当包括古代小说目录、版本、史料、校勘、鉴藏等方面。由于这些内容相对比较专门，而我又不想人云亦云地汇集成说了事，便发愿先做个案研究，慢慢积累，最终写出一部有自己心得的书稿。关于小说目录学部分，我已进行了初步梳理，这部旧作将经过增补修订后于近年重版。至于小说版本校勘学，是其中最艰难复杂的部分，因为现有的校勘学体系基本建立在正经正史之上，这些经验和规例，并不完全适用于文本缺乏经典性的古小说。这就需要我自己通过校勘实践从中总结提炼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和知识，作为建构古小说版本校勘学的基础，目前这项工作还在进行中。最近，我的新书《古代小说版本探考》出版了，算是向心中的“小说文献学”目标又迈进了一步，也是这个悲伤的庚子年中最让我感到欣喜的事情。
王乙珈：据说您的书斋“两靖室”中藏有数量可观的古籍，其中不乏孤善之本，令人叹为观止。您购藏古籍的动机和兴趣点是什么？能否和我们分享一次让您印象深刻的购书经历？您又是如何看待学者藏书的？
潘建国：先说学者藏书。我认为，绝大部分学者都不可能成为藏书家，一则他没有经济基础，二则出于学者本能，他往往只看重书籍的学术价值，而轻视其文物价值或市场价值。从历史上来看，几乎没有学者不购藏古书，这是他们展开学术研究的必需品。只是到了现当代，公共图书馆兴起，再加上古书日渐稀少、书价日渐昂贵，学者不需要也没能力购买古书了，于是少数依旧购买一些古书的学者，就俨然成了别人眼中的“藏书家”。
我购买古书的动机，自然也是出于学术研究的需要。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资料层面，我留意搜集一些古小说的孤善之本，并以之撰写论文，为小说史研究提供新资料；另一个是经验层面，我有“小说文献学”的学术计划，而有关版本校勘鉴藏方面的知识，纸上得来终觉浅，买书也许是一个不错的方式。因为要买下一部价格不菲的古书，你必须努力去研究它，确认它的版本年代、真伪以及价值，否则就会买错买冤。于是，只能竭尽全力，尽快增强版本鉴定的能力。我很大部分的古小说版本知识，确实来自于一次又一次的买书实践。
当然，学者也有不能免俗的时候。我买下的那些古书中，有一些并非基于学术价值，而是为了欣赏书籍之美。在中国古籍中刻印最美的，是南宋时期江浙地区的刻本，可是宋本稀若星凤，一叶难求，于是明代嘉靖时期翻刻南宋刻本的书籍，被称为“嘉靖本”，成为藏书家的新宠。民国时期，戏曲家吴梅曾以“百嘉室”自许。古小说嘉靖本少有存世，罕得遇见。我曾在日本古书店买到一部嘉靖本《传习录》，也算了却了嘉靖本的旖旎书梦，可惜仅此一部，所幸我爱人名字中有个“靖”，便合而为“两靖室”，虽与吴梅“百嘉室”相差甚远，但一书一人，皆我所珍爱，亦可无憾。
图七：袁行霈先生所书“两靖室”书斋名
至于买书的故事，我都记录在日记里，来日有暇，会写一本《两靖室书话》与大家分享。这里且说一件关乎书运的小事，大概在2007年，我一年之内连续买到了四部与晚明冯梦龙有关的古书，包括明刻本《太平广记钞》《春秋定旨参新》、南明刻本《中兴伟略》以及日本刻本《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难录》，我戏称为我的“丁亥四梦”。或许，这是小说家冯梦龙穿越数百年时空，在向我这个同乡的小说研究者，传递着某些神秘而又美好的信息吧。
图八：潘建国在日本古书店淘书
王乙珈：曾有人将研究对象划分为“未见书”和“已见书”两类，您的研究既涉及《五鼠闹东京》《莽男儿》等“新见文献”，又有《世说新语》宋刻本、明刻本以及法国巴黎藏明刊《西游记》等“经典文献”。您如何理解“未见书”和“已见书”的学术价值？这两类书籍在研究方法和旨趣上存在什么差异？
潘建国：关于“未见书”和“已见书”的争论，由来已久，各人的志向、趣味、机缘不同，便会有不同的选择或侧重。北大历史系已故余嘉锡先生的斋名叫“读已见书斋”，可见其旨趣，不过，余嘉锡先生一生读过的“未见书”实际上也相当可观。所以，不必将两者对立起来理解，明代文人陈继儒《读书十六观》有云：“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见已读书，如逢故人。”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但“良友”和“故人”却是可以兼得的。
从读书的角度，“未见书”是未经开垦的处女地，也许寸草不生，也许埋金藏银，带有一种不确定的诱惑；“已见书”是众人耕作甚久的熟土地，肥瘠好坏，大致有定论，逡巡其间，当可领略预想之魅力。故读“未见书”是私趣，读“已见书”是公好。一名读书人，公好自然不可无，私趣却也不妨有。
从研究的角度，“未见书”多属新资料，倘若能够挖掘出潜藏其中的独特学术价值，“未见书”就会变成“已见书”，在我读过的“未见书”中，《五鼠闹东京》是世所罕见的明代词话，对于研究说唱与早期白话小说文体生成极为重要；《莽男儿》是编刊时间最早的东亚“老獭稚”故事文本，为近百年前钟敬文先生提出这一类型故事源出中国的学术观点提供了文献铁证，我相信，它们迟早会升格为学术领域的“已见书”。而对于“已见书”研究而言，如何读出书中他人“未见”的佳处、胜义抑或问题，至为关键。
图九：潘建国在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调查明版《西游记》
王乙珈：海外汉籍研究是近年来学术界的热点，您的研究中也有不少关于这一领域的成果。您认为海外汉籍对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意义主要在哪里？我们青年学子当如何开展这一方面的研究？
潘建国：近十几年来，海外汉籍研究成为热点，实属好事。海外汉籍的学术意义，在经史子集不同的部类中不尽相同，总体上乃与相应部类文献在中国本土的递藏情况成反比，诸如经部、史部、集部的典籍文献，中国本土存藏情况良好，故海外汉籍的学术意义大多是局部性、补充性的；但对于古代小说戏曲，尤其是明版及清早期刊本小说而言，由于稗官野史历来不登大雅，导致中国公私藏书严重不足，故海外（主体是日本）汉籍在这一特定面向上的学术意义，可能是整体性、决定性的。因此，持续地有系统地推进海外所藏中国古代小说文献（重点是明版及清早期刊本）的调查研究，仍将是未来小说研究的重要工作之一。
青年学子在海外汉籍的调查研究方面，具有前代学者无可比拟的优势条件，譬如现在出国访问的机会越来越多，各家图书馆电子数据库正在陆续推出和公开，特别是青年学者的外语水平普遍较高，这不仅有助于调查的展开，也可以藉此推动这一领域的新课题，譬如深入探究中国典籍在传入国的受容、改编及再造，就需要研究者至少精通两门甚至三四门语言，对于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学者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图十：潘建国在韩国藏书家林熒泽教授家鉴赏朝鲜刻本汉籍
王乙珈：您认为北大中文系的最核心的治学风格是什么？您在指导研究生的过程中，最注重哪些素质与能力的培养？
潘建国：北大中文系最核心的治学风格是什么，也许是个无解的问题。因为，我觉得北大中文系的老师们大多具有鲜明的学术个性，我们系很少组团申请重大项目，也几乎没有推出过集体编撰的多卷本学术著述。因此，颇难抽象出属于系级层面的治学风格。也许，没有核心，没有统一，我行我素，就是我们的风格吧。
我时常扪心自问：一名老师究竟能传递给学生什么？我越来越倾向的答案是：对于书籍的迷恋，对于学术的虔诚，对于未知的探寻，还有理所当然地将读书研究视作生活方式的情怀，这些都远比具体的知识和技巧，更为珍贵，更显本质，更能让我们彼此在艰困幽暗时刻仍然保持内心的欢愉和力量。请相信，拥有了这些，你迟早会有其它的一切，资料、选题、论文、c刊、项目……，而这一切也才具有纯粹的意义。
图十一：潘建国与门下诸生共赏日本摹绘本《水浒传一百单八将》手卷
王乙珈：您曾提及“中国学术目前最紧缺的仍是专精之学”。面对“唯数据论”、充满焦虑的科研大环境，您有什么寄语和希望，想对即将接过“学术接力棒”的北大中文系青年学子们说的呢？
潘建国：明永乐三年（1405），朱棣皇帝面对刚刚选入文渊阁的二十八名新进士，发表了一段劝勉之言，我权且借来转赠给北大中文系的莘莘学子吧：
人须立志，志立则功就。天下古今之人，未有无志而能建功成事者。汝等简拔于千百人中为进士，又简拔于进士中至此，固皆今之英俊。然当立心远大，不可安于小成。为学必造道德之微，必具体用之全；为文必并驱班马韩欧之间。如此立心，日进不已，未有不成者。
图十二：潘建国（右）与采访人王乙珈（左）合影
责任编辑：杨思思
排版：李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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